北海道，我们又来了！
编者按 东经141°，日本北海道，六名汕大学子，十天十个城市，凌晨四点起床，深夜一点睡觉，1T的视频素材，10条视频分享，将近一年的准备，从日本北海道归来后，她们带着4篇在《瞭望东方周刊》和新华社客户端发表的深度报道开展分享会，她们是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第二届北海道新绿报道团的成员。
此行借北海道命名150周年的机会，以北海道的札幌、小樽等城市为缩影，观察日本在人口老龄化、经济低增长的压力下，如何刺激经济增长、科技创新、提高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国际经验。
2018年新绿报道团由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加藤隆则老师和6名学生（15级新闻学李婷、蔡少颖，15级国际新闻李青彤、刘锦屏，15级广播电视学李钰欣、史岚岚）组成。于2018年5月29日至6月7日前往日本北海道进行为期10天的交流、采访实践活动。
“从准备到分享会，我们开了二十多次讨论会，还有联络感情的爬山活动。”回忆起这场跨国报道，新绿报道团的成员李青彤满是笑意，那些一个选题讨论两三个小时的辛苦已成为美好的回忆。
悲喜交加的采访
得知刚在5月10日会见了李克强总理的北海道知事高桥春美答应接见报道团时，大家都很激动。报道团的成员蔡少颖主要负责这次的代表发言任务。
“其实我的压力很大。”时隔四个月，蔡少颖的语气中还有点激动。为了准备好见面会，加藤老师细心地写了一段日语版的问候和自我介绍，希望蔡少颖能够在会面时用日语和知事介绍采访团。“我现在都还能背那段话。”每天只要一有空就开始背，没有学过日语的她利用零碎的时间把那段自我介绍背得滚瓜烂熟。事务繁忙的知事只有15分钟回答报道团的问题。
十五分钟的见面会，她们提前了一个多月发邮件去预约了。“知事对我们问的关于女性在日本的地位等话题感兴趣，回答也颇具启发性。”熬夜背的日语版问候终于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
大多数选题的采访对象是提前了一个多月预约的，再充分的准备也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6月1日的北海道大学祭是一年一度的盛典，也是这次报道的重点任务之一。报道团一行七人凌晨五点还去了北海道批发市场，也要做一篇观察报道。从冷冰的渔市场赶到北海道大学时，北海道大学祭已经在摆摊准备了。然而答应介绍活动的中国留学生由于摊位生意火爆，忘记了采访的一行人，她们只好在人群中寻找别的采访对象，光线过于强烈导致拍摄视频的效果也不是很好。高强度连轴转的报道在考验着每一位成员。微信运动显示的三万步记录了她们当天的辛苦，她们坚持下来了。
"我哭过，但是收获满满"
看着摄像机中曝光过度的视频，史岚岚哭了。早上五点就起床，手持相机在人山人海拍摄了三四个小时，她消耗了很多体力，令人难受的是拍摄的视频素材效果不好，因为现场的摊位的帐篷都是白色的，当天的阳光比较强烈，白色部分在视频中很容易曝光，再加上采访对象第一次主持，事情也比较多。原本计划要做一场直播泡汤了。
“加藤老师为这次采访做了很多准备，还联系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而我自己最后却做不出我满意的视频，就觉得很对不起老师。”但是拍摄还要继续。
“我一个1T的硬盘满了，最后的成片可能只是十条两分钟的视频。”一部90分钟的高清电影大约2G,1T约等于1024G,粗略一算，视频的原材料有512部电影那么长。大量的素材给后期的剪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从中挑选出精彩的画面制作北海道分享会上的主题片是重中之重。
素材只是一方面，剪好的视频要加字幕。“有时候听不明白在讲什么，一开始我们连断句都不知道在哪断，老师一看，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就要再回去找到采访者说的那句话在哪。”最后呈现的分钟视频是加藤老师一遍一遍校对出来的。分享会上每一段视频上采访对象说的每句话对于她们来说都很珍贵。
“这种一天两个地方连轴转的报道可能以后在工作中都很少，真的是很大的挑战，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明白了自己还要往哪些方面努力。”史岚岚说。
小惊喜
即使行程再累再苦，也会被采访对象的热情温暖。
蔡少颖从书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沓订着整整齐齐的白纸，纸上是歪歪扭扭的汉字，内容是介绍日本的匠人，这是在做关于日本匠人的选题时，引荐人李鹭虹女士送的，“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蔡少颖说。
李女士是香港人，在北海道小樽观光协会上班。她读到一本日文版介绍日本匠人的书，担心新绿报道团的成员看不懂，就将书里重要的部分翻译成中文，写在纸上。在采访结束时递给蔡少颖。
“我拿着那一沓白纸，除了‘谢谢’以外说不出来什么话。其实她本不必做这样的事情，而她却在我们还没来之前，就对着书一字一句翻译，并抄写下来给我。”她小心地收好这份礼物放回书包里。
还有主动邀请大家去参观她家后花园的老奶奶；和千年之森的采访对象高野文彰讨论桑浦山环保问题；在夕张拉着听不懂中文的LaPlace负责人去找火锅蘸酱……这些意外的惊喜给采访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大困难
谈到采访中最大的困难时，成员都觉得是语言不通。
“有的采访对象说几句就不愿意再聊了。翻译也一度陷入尴尬的局面，硬着头皮也要去问。”修过一个学期日语课的李青彤表示学习和真正的交流完全是两回事。“没有办法直接和采访对象沟通，也没有办法了解到对方的语气态度等等。”尽管翻译的中国留学生尽力翻译和提供相关的背景资料，但是还是很困难。
翻译不在的时候，就靠肢体语言和意会了。“我们也尝试用英语交流，基本三句后就放弃了，因为日本的英语口音实在太特别了。”报道团的组长李婷说。
无微不至的关心
“你们饿不饿？”“你们要不要吃甜点？”这是加藤经常问候报道团成员的几句话。
无微不至的关心给报道团的成员带来了无限的动力。此外，加藤还担任着翻译的重任，“翻译不在的时候，老师就是我们的翻译。”说完大家相识一笑。
由于项目审批的资金不是很充足，为了节省开支，加藤决定租车，自己开车去下一个目的点。“‘租车会便宜很多。’加藤老师对我们说。”就这样，老师开着商务车带着六位学生在夜色中奔赴下一个采访地点。那段城镇的公路还没有路灯，为了避免疲劳驾驶，加藤特地叮嘱翻译不停地和他说话。
“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鲜艳上色……”车厢内响起了歌声，她们用歌声给老师消解疲劳。《稻香》，《童话》，《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一首接着一首，载着满车的快乐在歌声中开往下一站。
一个月的精心准备，10月3号晚上图书馆报告厅《北海道lives观察报告》的分享会上，观众们热烈的掌声是对她们最好的赞美，还有那白纸黑字印刷在《瞭望东方周刊》上的报道是对她们最好的肯定。
“下次还想去，再去找那些采访对象，慢慢聊。”带着不舍和希望，新绿报道团还会再出发。文/黄春燕
师说：加藤隆则 教授
第一、二届北海道新绿报道团指导老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1986年到北京语言学院等地进修中文（1年），1988年进入读卖新闻东京本社社会部，以及读卖新闻集团本社法务部就职。曾担任读卖新闻上海支局长，中国总局长，以及驻华编辑委员。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关系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以及大众社会的舆论形成。
问：您觉得这次境外采访的难度在哪里？
答：采访前联系受访者非常重要，也是很有难度的。
如果我们去了日本找不到人采访，我带学生去干什么。就拿采访北海道知事高桥春美来说，知事相当于中国的省长，我动员了所有的关系去联系采访她，而且是提前几个月约好的。如果没有前期的这些工作，去了就是白费功夫。就采访来说，前期工作做得足够充分，能采访到足够多的东西，后期加工编辑的工作会很顺利。如果前期做不好，那就得完蛋。直到现在，我还有一些后续的工作要收尾，那就是把我们的稿件翻译成日语传达给受访者，这对我们学校、学生的形象很重要，以后圈子会越来越大。
问：这次采访中，您对学生有什么要求？
答：我从来不会要求学生去采访什么，从哪个角度采访。因为学生在海外采访，她们可以用最新鲜的眼光来接触新环境，“一瞬间”的形象很重要，不要给她们太多概念。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是1986年来到中国，我很看重“我怎么想”，不需要外界的干扰。
问：日本北海道报道这个项目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答：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是我在汕大的价值之一。除了上课以外，在实践采访中，带领学生去日本采访是一个机会。我做翻译、做司机、做导游，什么都做，但是我非常知足，因为她们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学到东西，这对我来说很值得。所以我希望一直坚持做下去，而且会做得更好。整理/李维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