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支持过变法维新，也靠近过孙中山的武装革命；他既支持革命，又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他大力提倡君主立宪，又鼓动段祺瑞发兵推翻张勋辫子军的复辟；他曾经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改变中国，又很早就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他拥护过袁世凯的强人政治，试图与袁世凯一文一武联手治理中国，又策划自己的学生蔡锷领兵反对袁世凯；他向中国大力介绍西方思想，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并一手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最终又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刘仰在《梁启超为何善变？》 一文中的这些字句让我们感受到了梁启超先生从政治领域到学术思想的“善变”。他跟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在了一起，也因此，他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完满的典型代表。

“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梁启超的挚友周善培曾这样说。另外，在政治方面，周善培认为：“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他在司法总长任内，没有作过一件受舆论称颂的事……”面对周善培的提问：“你讲了一生政治，你有几天是愉快的？”任公唯有以长叹一声作答。

梁启超倡导了“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在我看来，他的传记文、新文体都可称作是“觉世之文”——那么，由他倡导的这两场文学革命不妨说是“觉世革命”罢？我忍不住觉得可惜——如果梁启超不从事政治，一心倾注于学术研究，也许他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罢？

那张我们时常见到的梁启超青年时代的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这让我想起了他广泛的兴趣——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图书文献学、新闻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他之所以能在诸多领域有所探索、有所成就，跟他的兴趣是分不开的。梁启超视野开阔、博学多才，令人惊叹不已。我相当佩服梁启超的“通”，周善培则认为梁启超应“专”——“任公想作通人，总想无所不通。我希望他要专、要精。他以为我太狭隘，我以他为泛滥。结果任公在学术界只能算个杂家，这是我认为可惜的一点。”周先生就梁先生的生平实际而言，意见是较为中肯的。只是，梁先生兴趣广泛，其实也是性情所至，而个人的性情实在是难以改变的。

反观当下，我倒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太缺乏通人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倒是成千上万。早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有不少学校因此开设了通识课程。例如，台湾义守大学的通识课程涉及生命探索、艺术美学、语文沟通、文化思想、社会科学和科技发展六大类，共有将近一百门课程。然而，即便如此，我们的通识教育之路尚有很长的路要走。钱穆先生在谈到做学问的方法时曾说道：“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钱先生所言极是，钱先生提倡先“博”后“专”，于“博”和“专”之间游刃有余。当今学者的研究范围都比较狭隘，而且，这里的“狭隘”远远狭过周善培先生所提的“狭隘”。我想，这正是我们该勉力纠正的偏颇。我们都应该尽力做一个通人，这样一来，视野才能更开阔，才能有更多的真知灼见。